ob.com,通过“华语电影”概念传播中国文化——访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鲁晓鹏

鲁晓鹏(Sheldon Lu),出生于中国西安,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北京生活。1979 年赴美国留学,获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曾任该校电影系首任系主任、比较文学系主任等职,曾以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乌克兰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基辅文化大学访学(2004—2005)。其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华语电影、世界电影、文化理论、文化遗产传承等。出版中英文专著和文集十几部,包括《中国当代电影与视觉文化:重新想象民族国家》(获2022年度英国影视学会最佳专著荣誉奖)、《华语电影:历史书写、诗学与政治》(合编,获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协会2005年度杰出著作奖)、《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中、英、韩三种文字出版)等,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

近年海内外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均出现对“华语电影”这一学术概念的激烈讨论与思想文化交锋,美国知名华人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鲁晓鹏作为英语世界首次以“Chinese-language Film”(华语电影)主编英文论文集的学者之一,在“华语电影”中解读当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在海外学者中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从当下海内外学界依然方兴未艾的“华语电影”讨论余热中,可看出这个学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依然处于不断演变、发展与完善中。笔者自2021年12月至今,曾多次通过腾讯会议、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访谈鲁晓鹏教授,请他围绕中国现当代电影包括现代性在内的诸多特征、“华语电影”概念及海内外中国电影研究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展开相关对话。

张清芳:作为美国华人学者,您早在1979年就从北京赴美留学,从高中一直念到博士毕业,然后留美任教,迄今已有40余年。从一位青涩的北京少年成长为美国名校的教授,并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回顾您学术人生起步阶段的成长历程,那个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鲁晓鹏:我出生于西安,不到两岁时全家从西安搬到了北京。但6—9岁又随全家下放到五七干校,在江西农村生活了三年。回到北京后,我就读于东城区和平里第九小学,之后进入该区重点中学一七一中学(红旗中学)。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在初中和高中的几年间,我遇到了我的恩师张荪桓(1926—1998)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学校英语教学的带头人。这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其视野开阔、眼光超前,即使是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之际(我们刚入校时正值“文革”末期),他对学生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同时要求我们要为人正直。可以说,张老师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对外语、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并且成为我们中学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他的感召。

1979年8月,我在读完高一后赴美留学。我到了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就读于市内的私立高中——林畔高中(Edgewood High School)。1981年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并于1984年本科毕业。之后进入当年老牌比较文学重镇——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那里取得的。我的博士论文涉及比较诗学、叙述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为我的第一本专著: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1994),导师是欧阳桢(Eugene Eoyang)教授。

张清芳:从您的博士论文看,您现在的研究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古典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领域,而转向了现当代文化、文学和影视研究,尤以电影方面的研究成果备受瞩目。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冒险”进行这种学术转型的?

鲁晓鹏:其实,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全球现当代文化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只不过论文没写那样的题目而已。在这里我想谈谈我的另一位恩师,也是对我的学术研究包括作出转型抉择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就是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罗马尼亚裔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34—2009)。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后的第一学期,我便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课程(学生们在他的课上阅读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以后几年又选修了他的其他课。当时,卡林内斯库在国际上已经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其代表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在中国很有影响。在这本书定稿之前,他曾把“论后现代主义”(On Postmodernism)这一章的稿子拿给我看。他不赶时髦,总是保持自己特有的独立思维,与美国学府盛行的某些主义若即若离,其学术风范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然,我的学术转型也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有关。1990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便走上匹兹堡大学的讲坛,开始了独立的学术生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鲁晓鹏:是的。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开始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学人需要对新的现象和话题进行梳理。所以,作为学者,我考虑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重新进行定位,以尝试新的话语方式、新的理论模式。当然我也知道,离开原来的研究范畴会有不小的风险。

我给自己确立的研究方向是:整体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影视研究、艺术研究、文学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等,都是广义的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我想尝试用一种整体文化理论来恰当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景观。受益于卡林内斯库教授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参与了中国后现代主义、后社会主义、亚洲资本主义、不同选择的现代性等话题与理论的构建和讨论,同时撰文集中探讨中国现代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现代性中的定位、知识分子地位的转型、作家功能的转换等问题,后来出版的两本英文专著China,Transnational Visuality, Global Postmodernity(《中国、跨国视觉、全球后现代性》,2001)和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中国现代性与全球生命政治:文学与视觉文化研究》,2007),就是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张清芳:您在2005年与美国华人学者叶月瑜(Yeh Yueh-yu)教授合编了英文论文集Chinese-Language Film:Historiography, Poetics, Politics(《华语电影:历史书写、诗学与政治》),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华语电影”概念在海外学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得到广泛使用与传播,现在已风靡全球学界。您也曾写过很多相关文章,并与一些国内学者展开与“华语电影”相关的诸多讨论。我想请您详细谈谈“华语电影”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的一些学术探讨。

鲁晓鹏:“华语电影”这个概念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我在《华语电影:历史书写、诗学与政治》这本书的引言中指出:“我们暂且将华语电影定义为使用汉语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华人聚居区拍摄,以及这些地区与他国电影公司跨国合作制作发行的电影。”它既包含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及国外华人区域的中文电影,亦涵盖各地华人的汉语方言电影。如果追溯“华语电影”的起源,其实这个说法很早就已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出现。早在1926年,马来亚(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华人曾拍过一部中文字幕的默片电影《新客》。1959年,新加坡影评人易水将探讨马来亚华文电影的一系列文章结集成一部专著《马来亚华语电影问题》出版。这大概是可以查询到的最早的书面资料。

但是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90年代中期,香港学者郑树森和台湾学者李天铎分别出版了《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和《华语电影论述》两部专著,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那时因为资本全球化与电影生产全球化的新背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学者、影评人和影视工业生产者打破多年隔离,开始从多个层面进行交流和合作。我认为“华语电影”这一提法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主要因为它是一个文化概念,拥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与不同国家的华人都容易认同和接受。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多语言、多种汉语方言构成的民族共同体,既包括占据最多人口的汉族与汉语、汉语方言,同时也包括多种少数民族及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所以“华语电影”中的“华语”是指中华民族使用的语言,自然应当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使用的所有语言和方言,更遑论是由北京方言演变成的普通话和“国语”。从这个角度说,“华语”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也是它能够成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华人区域流行开来的命名原因之所在。概言之,“华语电影”不仅指在中国境内用华语(汉语、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拍摄的电影,还囊括在海外或曰世界各地用华语拍摄的电影,从而造就、拓展了汉语影视发展的新领域、新可能。

张清芳:除了“华语电影”这个概念外,我此前早就听过“华语歌曲”“华语音乐”等说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指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大陆流行的汉语(包括作为汉语方言的粤语)歌曲与音乐。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华语电影”这个概念能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和认可,是否也因为此前有“华语歌曲”之类说法作为铺垫?

鲁晓鹏:你说得有道理。其他相关文化领域的命名除了“华语(流行)音乐”外,香港的凤凰卫视还有一个节目叫“华闻大直播”。因此“华语电影”“华语音乐”“华闻”等术语都是由“中华文化圈”发展与创造出的新词汇、新空间、新说法。事实证明,“华语电影”几十年来促进、推动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全球华人地区影视工业的发展、合作与交流,也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与繁荣。

21世纪以来,“华语电影”这个概念在国内学界和业界被广泛应用,很多学者使用它分析、解读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电影工业和产品,一些学术机构和出版社也出版了华语电影研究的学术著作。比如,上海大学的一些学者就出版了“华语电影”系列丛书,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在2000年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编的《华语电影十导演》,这是国内第一本用“华语电影”命名的专著。国内一些大学还召开过几届大规模的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为中外学者共同探讨华语电影未来发展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研究内容与成果。

鲁晓鹏:当然,近年我本人也曾卷入一场关于“华语电影”的学术论争。这是因为有的学者不接受“华语电影”这个概念,只认同“中国电影”的说法,认为“华语电影”代表着“西方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义”。有趣的是,一些海外学者也批判这个概念,说它属于“中国中心主义”。尽管我并不认可这两种观点,但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海内外关于“华语电影”的争论、争鸣属于正常学术现象,对于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宽、深化对“华语电影”的认识与理解不无裨益,从“华语电影”现在已成为一个被研究者与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概念就证明了这一点。

张清芳:您刚才提到“华语电影”概念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否因为其中有“华语”一词而受到个别美国华人学者提出并倡导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包括电影在内)的牵连呢?因为后者是一个带有非常强烈“去中心化”“去中国化”的概念与理论。不过我认为“华语电影”与“华语语系电影”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您能具体谈谈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吗?

鲁晓鹏:“华语电影”的确与“华语语系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学界比较盛行。“华语语系”的英文是Sinophone。这个提法最早源于20世纪末东南亚的华人学者。从21世纪初到现在,它被北美及西方学者在后殖民理论背景下不断地深化、条理化,乃至应用到研究实践中。“华语语系”由此成为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其他相关提法并驾齐驱的一个概念。比如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班牙语语系(Hispanophone),葡萄牙语语系(Lusophone)。尽管“华语语系”似乎扩大了全球华文文学和华文文化的视野与范围,然而“语系”实际上是现代西方殖民过程中的历史产物。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原有本国国土之外建立了殖民地,那里的人们于是说这些语言,使这些欧洲语言变成散布全球的语系。如果人们把西方殖民过程产生的文化和语言现象,套用在中国及其以外的华语社区,这种类比恰当、合适吗?我知道,在北美的汉学界,一些学者认同而且采纳“华语语系”的说法。但是“华语电影”概念与“华语语系电影”概念迥然不同,更何况“华语电影”是一个学术概念和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性理论,它提倡的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视角。

“华语电影”与“汉语电影”“中国电影”概念有时候交叉且平行互用。“华语电影”这个概念的使用也存在某种历史语境与史学问题。唐维敏教授的看法是:“华语电影作为文化概念,作为电影历史知识论述,作为早期电影的研究思路”,是海内外中国电影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张清芳:您在将“华语电影”概念引入英语学界并使之理论化和流行起来的同时,又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film)概念。也请您谈谈它的内涵。

鲁晓鹏:由于华语电影更多地是处理跨国问题,牵涉资本流动下的电影生产问题,因此我在思考、完善“华语电影”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概念。我在1997年的英文论文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hinese Cinemas(1896-1996)and Transnational Film Studies(《历史导引:中国电影一百年(1896—1996)与跨国电影研究》)中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或曰“跨国的中国电影”概念。该文收录于199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我主编的英文论文集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 Identity,Nationhood,Gender(《跨国华语电影:身份认同、国家和性别》)中,中译文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我的中文专著《文化·镜像·诗学》中。

我在文中强调,中国个案中的跨国主义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观察:第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这三个地区出现的中国民族电影/地区电影的竞争与合作。第二,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资本主义,中国电影生产、销售、消费的全球化。第三,电影话语本身对中国及中华性的表述与疑惑,即对海内外华人个人或群体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族群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的交叉检验。第四,对中国“民族电影”的重新回顾与审视,这就像是在回顾性地阅读跨国电影话语的“史前史”。这一过程旨在揭示电影的跨国根基与条件。我力图在跨国语境中使“华语电影”获得一个完整机体,以“第五代”中国电影人在国际上迅速崛起为大背景,围绕“跨国华语电影”开展并建立起中国电影人与海外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展开对话的一个便捷平台。我还以“跨国的”“华语电影”来强调海内外学界应该对“常常为民族电影研究者所忽略的纷争不断的地区”给予重视。

张清芳:据我所知,您是海内外中国电影研究者中以“跨国华语电影”出书的首位学者,请您谈谈其学术影响。在您看来,“跨国华语电影”与“华语电影”概念二者之间是属于互补或是相辅相成的吗?

鲁晓鹏:在全球范围内的电影研究中,“跨国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也在不断地被相关学者修正、改进和补充。华语电影不仅仅是“跨国”(transnationality)的,也可以是“跨区域”(translocality)的、“多区域”(polylocality)的。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跨国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影响力,就是英国后来的一个学术刊物被命名为《跨国电影》(Transnational Cinemas)。这也证明我们华人学者不是跟着西方学者后面跑,我们的想法也影响了后者的研究。或者说,世界电影研究是同步的,海内外学者都面对同样的议题,不是说谁跟着谁后边跑。

“华语电影”在范围上实际包括了“跨国华语电影”,因为前者本身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使用汉语及其不同方言的电影。所以我近年多使用“华语电影”这个术语,觉得它更简洁、更有概括力。而我的华语电影研究也影响到其他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受此启发,之后我跟米佳燕合编并出版了Chinese Ecocinem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面对环境挑战时代的中国生态电影》,2009),这也是全球学界第一次把生态电影(Ecocinema)作为一本书的名字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海外研究中国电影,同样可以引领全球范围内电影研究的发展趋向。

鲁晓鹏:我以前做的那些课题现在还有兴趣,像现代性问题、电影生态研究、华语电影研究等。我还有一些新的方向,我对中国文学、民间历史、中西文化传承和文化保留等也很感兴趣,手中也掌握一些相关资料。我希望能把学术研究跟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

至于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于2021年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d Visual Culture: Envisioning the Nation(《中国当代电影与视觉文化:重新想象民族国家》),获得了2022年度英国影视学会最佳专著荣誉奖。该书使用“华语电影”这个概念,继续考察中国当代电影与视觉艺术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涉及相关的视觉形式和媒介。至于该书的主要内容,我在导言中指出:“本书主要研究华语电影以及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到当下某种程度上广义范围的视觉文化,探讨中国电影制片人和艺术家对中国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们如何勾勒现实并介入社会与文化实践。我所分析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且覆盖中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一些电影。这些经过筛选的作品包括故事片、纪录片与各种艺术形式,如摄影、绘画、建筑、视频、电视剧与舞台表演。偶尔也会涉及一些与具体电影与艺术作品内容主题相关的文学作品。”本书的主题之一,则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体现出的二律背反的文化境况。影视人通过整合跨国与全球的资源来重塑并强化国家形象。近年中国票房纪录最高的国产大片,如《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多属于此类电影。此外,独立艺术家也利用多种跨国资源创造出另类艺术作品,对身份、性别、主体性等进行探索、质疑与构建,表现出一种从边缘解构中心的姿态。总之,中国当代影视和艺术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和风格。这也是我最新的一个研究方向。

张清芳:您在美国是大学教授,教学也是您的主要工作之一。您在课堂内外都对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鲁晓鹏:我在海外工作,可以说肩负起一个中西文化交流者、传播者和阐释者的责任。在美国高校中,我的学生大部分不是专业课学生,而是通识课学生,他们来自各个专业。我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电影(包括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世界电影,以及中国文学、亚洲文学、文化理论,我把我了解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均通过他们能接受的话语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学生,让他们消除偏见,真正了解到另一个非西方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和辉煌艺术。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跟所谓的美国“主流”学界进行沟通,也尽量让他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中国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和变化。

美国官方的观点认为美国是多元文化国家,没有哪个族裔是主流,大家都有发言权。我作为少数族裔中的亚裔,把自己的想法和所知道的东西向大家介绍和阐释,也算是对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起一些微薄的作用吧。通过我的文章和专著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出版,我把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神传导给西方学界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中国形象’的学术建构研究”(18BZW15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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